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以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为重点的分析
尹振国
摘要:从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角度和法益权衡论两个视角出发，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关于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地位，有多种观点。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都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利益者逃脱法律的制裁。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自身的缺陷而不在于争论本身。因此，应从刑法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将其作为量刑情节。
关键词: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职务行为；法益衡量
受贿罪是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犯罪，是政治腐败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中外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此类犯罪的惩治。因此，古今中外刑事法律都规定有受贿罪。
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按照受贿罪的基本行为方式，我们可以将受贿罪分为索取型受贿罪和收受型受贿罪(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所称“受贿罪”一般指收受型受贿罪)。198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由此可见，索取型受贿罪的成立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型受贿罪的成立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对收受型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定位、设置的合理性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讼不已。这些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存废之争。本文将论证：无论是从平息理论上的争议的角度还是从消除实践中的困惑的角度来讲，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都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受贿罪的本质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所谓犯罪的本质是犯罪的根本属性。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1]“从受侵犯的角度而言，法益被称为被害法益，即犯罪所侵害或者威胁的利益。从受保护的角度而言，法益被称为保护法益，即法所保护的利益，或者被称为保护客体。显然，将而这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法益实际上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上所说的客体……刑法分则明文将权利、秩序、利益作为犯罪客体，用法益来概括它们是合理的”。[2]受贿罪的本质是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侵犯。那么，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或者说客体究竟是什么呢？
（一） 受贿罪客体（侵犯法益）学说概述
关于受贿罪的客体，一般来说，有两种基本立场：起源于罗马法的立场是，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根据这一立场，受贿罪的成立，不以不正当行使职务行为为要件。起源于日耳曼的立场是，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或公正性。根据该立场，受贿罪的成立，以不正当行使职务为要件。从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来看，一般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即以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为基础，同时考虑职务行为的纯洁性。德国、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国刑法都是如此。[3]
日本刑法学者对贿赂罪的保护法益，历来有四种观点的对立：“（1）职务的公正性以及社会对职务的信赖；（2）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3）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以及公正性；（4）公务员的清廉义务。”对以上观点，大谷实教授分析认为，贿赂犯罪，说到底，也是以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活动的正常进行为保护法益的犯罪，因此仅以违反清廉义务来看待贿赂犯罪是不允许的，所以（4）说不妥。同时（2）说根据公务不能作为利益的对价的观念，期待公正执行职务，这种观点虽然有正确的一面，但是这种观点难以说明斡旋受贿罪之类的不以职务为利益对价的犯罪。伴随有公务员的自由裁量的职务行为，对于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作用的正常进行来说，公正执行职务是不可少的，因此，不用说，本罪的保护法益首先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但是，即使公正地执行职务行为，但公务员在职务方面收受贿赂的话，国民就会丧失对公务员的信赖，公务的正常性开展就会受到侵害，或产生该种危险，因此（1）说最为妥当，判例也是坚持这一立场。[4] 应该说，大谷实教授的分析是正确的，观点（1）基本上能概括受贿犯罪的各种表现形式，值得借鉴。
我国刑法理论关于受贿罪的客体（侵犯的法益），主要有下列几种观点：（1）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5]这是比较早的观点，当时刑法将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之中。（2）国家机关、集体经济单位、军队、团体的正常活动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双重客体。[6]（3）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和国家经济管理正常活动。[7]（4）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8]这是目前的通说。（5）选择性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多方面的，除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外，还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只要侵犯了其中某种客体，并符合受贿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就可以认定为受贿罪。[9]对上述中外学说的合理成分进行吸收后，笔者认为，受贿罪的客体（侵犯的法益）是公职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这里的“廉洁”的含义是明确的，即指“不损公肥私；不贪污”。[10]
从我国的立法上来看，现行刑法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来看，都没有规定受贿罪的构成只能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是包括一切利益。这表明，我国的立法者也认为，受贿罪的本质并不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或其他利益，无论其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因此，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与受贿罪的本质相矛盾。
（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确定之理由
法益的确定要符合刑法立法的目的和刑事政策的需要，将公职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作为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
1、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的需要
腐败的泛滥，对政权的稳固、执政党的地位的维系、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维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所有的腐败中，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祸害最烈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源头,是一切乱象的根源。苏共政权在1991年的崩溃，民意调查显示是苏共的腐败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于苏共的腐败，只为个人谋取私利，无法为广大人民服务，最终导致苏共的一夜崩溃。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个论断，说明了腐败的严重危害性,也说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意义。
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而惩治腐败罪严厉的手段是刑罚。所以，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直接关系到反腐败的效果。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根源是公共职权的滥用，其本质特征是利用公共职权非法谋取私利。为重典治吏计，任何利用公共职权非法谋取私利的严重违反公职人员廉洁义务和损害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的行为都应该纳入刑法的视野。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现行刑法收受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的不科学，“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者逃脱受贿罪的刑事责任”。[11]以致刑法不能很好地发挥打击贿赂犯罪的作用。
事实上，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约定、要求、收受他人财物，即使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其行为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公职人员廉洁的义务，已经引起了国民对该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合理怀疑。从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的角度来讲，“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故意利用职务之便主动敲诈勒索或者诈骗相对人财物或者被动收受相对人财物，都应该构成受贿罪。”[12]因此，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收受型受贿罪的要件纯属多余。
2、法益平衡的必然结论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受贿罪的概念、罪状、法定刑以及单位受贿罪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该补充规定第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是立法第一次明确要求成立收受型受贿罪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这一规定引发了学者广泛的批评，他们认为刑法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设立为查处和追究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腐败交易设置了人为的法律障碍。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有人提议取消这一要件，但没有被立法机关采纳。其理由是取消这一要件会使受贿行为与亲友之间的正常馈赠、礼尚往来行为无法区分。 [13]
“刑法总论乃至整个刑法学上的一切争论，无不起源于刑法所具有的保护法益机能和保障人权机能之间所与生俱来的紧张与冲突；刑法学特别是刑法解释学的任务，就是在这二者之间的折中与平衡。”[14]我们将论证在收受型受贿罪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并不会打破保护国家利益和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权二者之间的平衡，不会给国家工作人员施加不应有的负担和责任，更不会影响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正常的馈赠。
我国是个人情社会，法律并不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基于正常社会交往的赠与，法律只是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他人的赠与。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公权私用，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而且是对公职人员政治道德上的要求。国家通过财政来供养国家公职人员（为他们的职务行为提供劳动报酬），他们有固定合法的收入（在我国，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不低于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提高）和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即使法律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一切财产赠与，这一要求也不过分，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工作人员是主要靠别人的赠与生活的。享受权利，必须承担义务。要求掌握国家公权力、享受财政供养的国家工作人员承担禁止利用职权获取私利的义务，这对国家工作人员来说，并不是一种过分的负担。
法律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他人财物，否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一个合理的注意义务，因为基于正常社会交往的赠与与贿赂的界限是如此的清晰，前者与职务行为无涉，后者是职务行为的交换物，只要是正常的人都可以区分。而且受贿罪是故意犯罪，主观上必须有受贿的故意。 一般认为受贿故意的内容是对自己要求、期约、收受的贿赂具有认识的态度。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对收受贿赂罪，公务员主观上，要有受贿之意思，如以朋友往返之馈赠意思而接受之，亦不能成立本罪，致有无受贿之意思，自应综合客观之事实而判断之”[15]为了保障国家工作人员合法的财产权、避免刑及无辜，国家可以设立财产申报制度。通过这一制度，将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包括接受正常馈赠）状况置入监督的阳光之下，能够有效防治贪污贿赂行为的发生，也不会影响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正常的馈赠。
（三）受贿罪的基本特征
受贿罪是一种以“以权谋私”为基本特征的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无论基于何种意图，只要“以权谋私”，就违背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的义务，损害了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而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许诺（无论是否真实）、行为，情节严重的就构成受贿罪。
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基本特征都是“以权谋私”，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前者谋取的私利是请托人给予的；而后者谋取的私利是公共财产。
有人认为，受贿犯罪是一种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渎职犯罪。[16]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它无法包含经济受贿和斡旋受贿这两种受贿形式。所谓交易是“买卖商品”，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方式出卖手中的权力，将权力作为商品换取他人的财物。”[17]我国现行刑法第385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受贿，按照这一规定，只要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收受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权钱交易”，原因是这一行为本身就违背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的义务，损害了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罪的构成中不存在所谓的“权钱交易”，行为人用来交易的不是自己的职权，而是自己的斡旋行为（劝告、说服、要求甚至威胁、诱骗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综上分析，将任何严重的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行为纳入刑罚打击的范围是合理的。国家工作人员只要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就侵犯了受贿罪保护的法益，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
二、保留“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消极影响
北京市绿化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北京市绿化条例
(2009年11月20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三章 义务植树
第四章 绿地保护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绿化建设和管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监督和管理。
法律、法规对森林、古树名木、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条 本市绿化工作应当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城乡统筹和政府组织、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原则，妥善协调、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依法明晰树木权属，完善生态公益林建设和管护补偿补助机制，保护树木所有权人和管护者合法权益，促进首都绿化事业可持续发展。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绿化工作的领导，将绿化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本行政区域绿化覆盖率目标，实行绿化目标责任制，保障公共绿地建设和养护经费的投入。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依职责做好本辖区内的绿化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行政区域内的绿化工作。
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在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绿化工作。
第六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学校应当结合本单位实际，教育居民和在校师生履行绿化义务，保护绿化成果，做好本社区、本单位的绿化工作。
第七条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绿化科学知识、绿化法律法规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宣传工作，增强公民履行绿化义务和保护绿化成果的意识。
第八条 本市推进林业碳汇工作，普及碳排放知识，倡导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和实现碳中和的绿色环保理念，引导公众参与碳补偿活动。
第九条 本市鼓励和支持绿化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和转化应用，选育、引进适应本市自然条件、节水耐旱及兼顾冬季绿化美化效果的植物品种。引进植物品种应当防止有害植物侵入。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制止、投诉和举报损害绿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十一条 本市对在绿化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十二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绿化事业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按照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切实可行的原则组织编制和实施绿化规划。
绿化规划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适应防灾避险需要，保持历史风貌，体现首都特色。
绿化规划包括绿地系统规划、植树造林规划等专项规划。
绿地系统规划确定的各类绿化用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绿线管理。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绿地系统规划应当包括各类绿地的功能形态、绿地指标、绿地布局面积和控制原则等内容。区、县绿地系统规划还应当包括分期建设计划和建设标准等内容。
绿地防火设施建设应当纳入所在地区消防规划。
第十四条 市绿地系统规划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后纳入本市城市总体规划。
区、县绿地系统规划由区、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定，并符合市绿地系统规划，与所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相衔接。
建制镇绿地系统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定，并与区、县绿地系统规划相一致，与所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相衔接。
第十五条 绿地系统规划报批前，组织编制部门应当将规划草案予以公示，并可以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形式征求有关部门、社会公众和专家的意见。
绿地系统规划在实施中因特殊情况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原批准程序重新审批。
第十六条 本市依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建设绿化隔离地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绿化隔离地区建设应当坚持城乡统筹原则，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合理安排土地利用，扶持与绿化隔离地区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绿色产业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绿化隔离地区建设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市加强城市公园、郊野公园、乡村公园建设，为公众提供更多绿色活动空间。
第十八条 绿地建设应当严格按照绿化规划实施，坚持生态、景观、文化协调统一和节约资源的原则，充分利用乡土植物，注重营造植物景观，突出生物多样性，形成合理的种植结构。
第十九条 绿地建设责任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公共绿地由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建设。其中，城市道路、公路、河道等用地范围内的公共绿地分别由各有关主管部门组织建设；
(二)建设工程附属绿地由开发建设单位建设；
(三)铁路、湖泊、水库管理范围内的绿地由有关主管部门组织建设；
(四)村庄规划绿地由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
前款规定以外的绿地建设责任不明确的，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有利于建设并方便管护的原则确定。
公共绿地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应当按照规划安排绿化用地。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时，应当按照绿地系统规划和详细规划确定建设工程附属绿化用地面积占建设工程用地总面积的比例。其中，新建居住区、居住小区绿化用地面积比例不得低于30%，并按照居住区人均不低于2平方米、居住小区人均不低于1平方米的标准建设集中绿地；成片开发或者改造的地区应当按照规划要求建设集中绿地，绿地建设费用纳入开发建设总投资。
建设单位报送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当包括附属绿化用地平面图并标明绿化用地的面积和位置。
第二十一条 绿化工程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标准和规范。从事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监理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依法应当实行招标的绿化工程，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进行招标。
第二十二条 公共绿地绿化施工前，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报送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组织专家对设计方案进行论证并提出意见。
建设工程附属绿地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的，建设单位应当在绿化施工的30日前，书面告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并报送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工程附属绿化工程建设提供技术服务。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附属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绿地建设费用应当纳入建设工程总投资。
居住区、居住小区建设工程分期建设的，其附属绿化工程的具体建设时序应当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划拨土地条件的内容并予以明确。
居住区、居住小区建设工程附属绿化用地的面积和位置应当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予以明示。
第二十四条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竣工后，市或者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建设工程附属绿化工程应当纳入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范围，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附属绿化用地的面积和位置是否符合规划许可的内容予以核实；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对绿化工程是否符合设计方案进行验收，将验收结果载于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建设工程附属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后，有关资料应当纳入城市建设档案进行管理。
第二十五条 居住区、居住小区附属绿化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制作绿地平面图标牌，在居住区、居住小区的显著位置进行永久公示。
第二十六条 露天停车场地面应当按照技术规范进行绿化，种植可以达到遮阳效果的树木。
鼓励屋顶绿化、立体绿化等多种形式的绿化。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及文化体育设施，符合建筑规范适宜屋顶绿化的，应当实施屋顶绿化。
第二十七条 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为闲置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临时绿化，所需费用由土地使用权人承担。
第二十八条 农村地区应当科学布局绿化用地，按照村庄园林化、道路林荫化、河渠风景化、农田林网化的要求实施绿化；提高农村绿化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兼顾绿化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二十九条 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组织村民参加村庄绿化建设，组织村民对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和村庄周围的空地、村庄内的闲置土地进行绿化，支持村民对住宅庭院和周边的空地进行绿化美化。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村庄绿化建设提供技术服务。
第三十条 农村居民在住宅房前屋后种植树木的，树木收益归种植者所有。
第三章 义务植树
第三十一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适龄公民，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植树义务。
第三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应当组织本单位适龄公民参加植树活动。鼓励个人参加所在地区的义务植树活动。
驻本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依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规定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各级绿化委员会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地区的义务植树和造林绿化工作。
第三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认建认养树木绿地、购买碳汇、参与绿化宣传咨询等多种形式履行植树义务。
第三十四条 各级绿化委员会应当建立义务植树登记卡制度，核定并记录单位参与义务植树的情况。
第三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将种植或者养护的树木移交绿地、树木管护责任单位的，所移交树木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并经过验收。
绿化委员会应当指导各单位义务植树责任区和义务植树基地的建设和管理，做好服务工作。
第三十六条 单位因特殊原因无法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可以向所在区、县绿化委员会提出协助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申请。接到申请的区、县绿化委员会应当组织专业绿化单位代其完成植树任务，所需费用由申请单位承担。
第三十七条 单位或者个人通过认养公共绿地履行植树义务的，可以在区、县绿化委员会指导下与公共绿地管护单位签订协议，按照要求对公共绿地实施养护，并根据协议对公共绿地享有一定期限的冠名权。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单位应当根据义务植树规划和年度计划，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第四章 绿地保护
第三十九条 加强对绿地、树木的管理和保护(以下简称管护)。绿地、树木的管护责任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公共绿地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落实。其中，城市道路、公路、河道用地范围内的绿地分别由各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二)单位所属绿地，由该单位负责；
(三)居住区、居住小区内依法属于业主所有的绿地由业主负责，业主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护；
(四)建设工程范围内保留的树木，在建设期间由建设单位负责；
(五)铁路、湖泊、水库等用地范围内的绿地由各有关主管部门负责；
(六)村庄绿地由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
前款规定以外的绿地或者零星树木及管护责任不清或者有争议的，由所在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管护责任。
第四十条 管护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绿地、树木养护规范对绿地、树木进行管护并做好防火工作。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绿地、树木的管护给予技术指导。
第四十一条 管护单位应当加强道路附属绿地的管护，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制定作业方案。占用道路施工影响交通安全畅通的，应当征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为道路绿化养护作业提供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第四十二条 居住区内严重影响居住采光、通风、安全的树木，管护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及时组织修剪。当事人应当协助管护单位做好修剪工作。
第四十三条 影响管道、线路、交通等公共设施使用和安全的树木，管护单位应当按照树木修剪规范及时修剪。
新设管道、线路、交通等公共设施，需要修剪树木的，应当经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四条 因抢险救灾和处理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需要，可以对树木进行修剪或者砍伐。组织紧急情况处理的单位应当在处理结束之日起10日内，将有关处理情况报告所在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因抢险救灾和处理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修剪或者砍伐树木，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损失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四十五条 市政、交通、电力、通讯等建设工程项目影响绿化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取保护绿地和树木的措施，并在施工前告知管护单位。
第四十六条 开发利用绿地地下空间的，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建设规范，不得影响树木正常生长和绿地使用功能。
第四十七条 矿山、砂石开采场、砖瓦窑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地表植被破坏的，责任单位应当负责植树造林、恢复植被，不得造成地表裸露。
第四十八条 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应当科学确定适宜的保护范围，保护天然植被和植物资源的自然特性。
第四十九条 各级风景名胜区应当坚持保护优先、利用服从保护的原则，保护绿化资源的完整性与观赏性。游览者和风景名胜区内的居民有保护林草植被和各项绿化设施的义务。
第五十条 禁止下列损害绿化的行为：
(一)在树木旁或者绿地内倾倒、排放污水、垃圾、渣土及其他废弃物；
(二)损毁树木、花草及绿化设施；
(三)在树木或者绿化设施上悬挂广告牌或者其他物品；
(四)在绿地内取土、搭建构筑物；
(五)在绿地内用火、烧烤；
(六)其他损害绿化成果及绿化设施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 本市实行树木所有权登记制度。树木所有权不明确的，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确定。登记工作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监督与管理
第五十二条 市和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绿化事业需要制定绿化规范和标准，加强绿化工作监督检查，及时处理有关绿化违法行为的投诉和举报，依法查处有关违法行为。
发展和改革、环境保护、规划、建设、农业、财政等部门依照职责分工做好绿化相关工作。
交通、水务、市政管理、卫生、教育等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做好本行业、本系统的绿化监督与管理工作。
第五十三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绿化工程的监督；对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绿化工程应当进行质量监督。
第五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绿化管理人员，做好绿化管理工作；对本辖区内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制止，或者向市和区、县有关部门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发现本区域内违反本条例行为的，应当予以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五十五条 市和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可以进行现场检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采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等措施。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员不得拒绝、阻挠、妨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十六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作出规划许可前，应当就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有关绿化用地的内容征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
第五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绿地的性质和用途。中心城、新城、建制镇范围内，因基础设施建设等特殊原因需要改变公共绿地性质和用途的，应当经市人民政府批准。需要改变其他绿地性质和用途的，应当经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因前款情形造成公共绿地面积减少的，建设单位应当在该绿地周边补建相应面积的绿地。
第五十八条 严格限制移植树木。因城市建设、居住安全和设施安全等特殊原因确需移植树木的，应当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移植许可证应当在移植现场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同一建设项目移植树木不满50株的，由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一次或者累计移植树木50株以上的，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十九条 严格控制砍伐树木。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树木，经批准可以砍伐：
(一)已经死亡的；
(二)发生检疫性病虫害无保留价值或者发生其他严重病虫害的；
(三)因抚育或者更新改造需要且无移植价值的；
(四)因城市建设、居住安全和设施安全等特殊原因确需移植但无法移植或者无移植价值的。
同一建设项目砍伐树木胸径小于30厘米并且不满20株的，由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砍伐树木胸径30厘米以上的，以及一次或者累计砍伐树木20株以上不满50株的，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一次或者累计砍伐树木50株以上的，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砍伐许可证应当在砍伐现场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第六十条 未经批准不得临时占用绿地。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占用绿地的，应当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临时占用中心城公共绿地的，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临时占用其他绿地的，由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临时占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年。临时占用绿地期满后，占用人应当按照规定恢复原状。
第六十一条 代征的城市绿化用地，建设单位应当自规划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交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绿化，不得擅自转作他用。
第六十二条 市和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5年开展一次绿化资源清查，建立绿化资源档案，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展资源监测和效益评估。
市和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绿化植物的检疫和有害生物防治，建立有害生物疫情监测预报网络，编制有害生物灾害事件应急预案，健全有害生物预警预防控制体系。
林业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绿化植物的检疫和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建设单位未按照要求公示绿地平面图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罚款。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对闲置土地进行临时绿化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管护单位未按照养护规范进行养护并做好防火工作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造成树木死亡、绿化设施损毁、景区风貌破坏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未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建设规范开发利用绿地地下空间，影响树木正常生长或者绿地使用功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条规定，损害绿化成果及绿化设施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的，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未经许可擅自改变绿地性质和用途的，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按照改变的面积处取得该处土地使用权地价款3至5倍的罚款。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移植树木的，责令限期改正；无法改正的，责令在规定地点补种移植株数5倍的树木，并可以处所移植树木价值3至5倍的罚款。
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砍伐树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在规定地点补种砍伐株数10倍的树木，处所砍伐树木价值5至10倍的罚款。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未经许可临时占用绿地的，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可按照占用面积处取得该处土地使用权地价款3至5倍的罚款。临时占用绿地期满后不按照规定恢复原状的，按照擅自改变绿地性质予以处理。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代征绿地交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绿化的，责令限期交回，并处每日每平方米0.5元的罚款。
第七十三条 本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或者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市人民政府决定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按照规划、建设、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各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第七十五条 各级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树木、花草或者绿化设施损坏、灭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经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单位代为履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七章 附则
第七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1990年4月21日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1997年4月16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改的《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和1988年9月2日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1997年4月15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改的《北京市郊区植树造林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