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


徐州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

徐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83号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管理，建立“精简、统一、效能”的城市管理体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执法局）是本办法的实施机关，行使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查处违法行为，并对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市执法局设立直属执法大队和督察大队；在鼓楼区、云龙区、泉山区、九里区以及徐州经济开发区、城南开发区、云龙湖风景区设立行政执法分局。市执法局直属大队以市执法局的名义，在市政府指定的道路、广场等范围内行使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各行政执法分局设一个执法大队，以市执法局的名义，在所在区域行使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

　　第三条　各行政执法分局受市执法局领导，日常执法工作可以由所在区政府和开发区、风景区管理机构安排使用。

　　第四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应当以纠正违法行为，维护城市公共秩序为目的，坚持依法行使职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必要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市执法局可以将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委托给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在限定的区域内行使。

　　第二章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第六条　建筑物、构筑物外形不洁，墙面脏污、残缺不整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每逾一日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七条　责任单位未按《徐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责任区域清扫保洁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每逾一日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限期清（拆）除，并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树木及其他设施上涂写、刻画、张贴广告或者其他宣传品的；

　　（二）擅自设置横幅、条幅、布幔、充气拱门、气球等宣传品的；

　　（三）广告、宣传品破旧、损毁没有及时清除、修复的；

　　（四）在市区主次干道两侧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平台、外走廊等堆放杂物露出护栏或者吊挂有碍市容物品的；

　　（五）在城市道路树木或者公共设施上晾晒衣物、吊挂有碍市容物品的。

　　查处前款第一项违法行为，可依法采取先行登记保存从事违法行为的有关证据，经查证属实的，在七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书面通知电信经营企业，中止违法行为人公布的通信服务业务。

　　第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在城市道路两侧、广场及其周围、开发区、风景区等区域未经批准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对设置单位按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五处以罚款；对设置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批准设置夜景灯饰的；

　　（二）擅自迁移、拆除夜景灯饰的；

　　（三）未在规定时间开闭夜景灯饰的；

　　（四）夜景灯饰损毁未在规定期限内修复的。

　　第十一条　在城市主次干道两侧占道设置或者临街墙体离地面二米以内设置空调压缩机和排气扇的，责令其改正，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未经批准设置临时农贸市场或者摊点群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和其他公共场地摆设摊点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在居民小区楼房、楼道、公共场地堆放杂物的，责令限期清理；逾期未清理的，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在公共广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故意损毁公共设施的，责令赔偿，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从事算卦、看相等迷信活动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卖艺、兜售物品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惊扰、捕捉、伤害广场鸽的，处以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随地吐痰、便溺，乱扔瓜皮、果核、纸屑、烟头等废弃物的，责令改正，并处以十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处以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一）向路面、场地洒泼、倾倒污水、泔汁、炉灰，丢弃废食具及其他废弃物的；

　　（二）将垃圾扫进下水道或者向下水道内倾倒、丢弃垃圾、废弃物的；

　　（三）冲洗车辆污染路面的；（四）店铺、摊点经营者未保持划定范围内清洁卫生的。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单位和个人不按规定倾倒生活垃圾的，对单位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二）工程建设单位不按规定处理建筑垃圾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擅自经营建筑垃圾处理活动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环境卫生专业清运单位不按规定清运垃圾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每逾一日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四）将有毒有害垃圾倒入生活垃圾容器或者随意排放、丢弃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五）不及时清运垃圾、粪便，或者化粪池不及时清理、疏通造成外溢的，对产权单位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运输液体、垃圾及煤炭、水泥、黄沙等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撒漏，污染道路的，按污染面积处以每平方米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罚款；

　　（二）机动车带泥在市区行驶污染路面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三）畜力车违章进入市区或者进入市区不按指定道路行驶、撒漏粪便等污物的，处以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九条　在城市河道保护范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向河道内及堤岸倾倒垃圾、粪便及其他废弃物的；

　　（二）在河道内洗刷马桶、痰盂、油类容器、腐臭物品、机具污染水体的；

　　（三）擅自向河道排放生活污水的；

　　（四）向河道排放屠宰畜禽及水产品污水污物的。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临街建筑工地未设置围墙或者未用围布遮挡的；

　　（二）施工工地出入口道路未按规定硬化的；

　　（三）疏浚、整修作业产生的渣土、污物、树枝等未及时清运和施工结束后未及时清理场地的；

　　（四）施工现场污水污泥外溢的。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建设环境卫生设施的；

　　（二）擅自拆除、迁移和封闭环境卫生设施或者将环境卫生设施改作他用的；

　　（三）损毁环境卫生设施的。

　　第二十二条　擅自在市区内饲养鸡、鸭、鹅、猪等家禽、家畜的，责令改正，并按每只二十元处以罚款。

　　携带家犬进入广场等公共场所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不按规定履行“门前三包”责任的，责令改正，对责任单位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责任人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其他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违法行为，由市执法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罚。

　　第三章　城市规划管理

　　第二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在城市道路两侧、广场周围及开发区、风景区等区域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未经规划部门批准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对单位按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五处以罚款，对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擅自在临街建筑物上开门、开窗的，对单位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设置亭、棚的，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未经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依《徐州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应当拆除的，由市执法局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市执法局依法强制拆除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费用由违法建筑行为人承担。

　　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的建设工程，建设者未按批准的规划许可证建设的，由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四章　城市绿化管理

　　第二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执法局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擅自占用城市绿地的，责令其恢复原状，并可按照造成的损失处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二）未经城市绿化管理部门批准，在城市公共绿地及其外围二十米范围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责令其限期迁出或拆除，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逾期不迁出或拆除，按照每逾一日处五百元罚款；

　　（三）未按《徐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报经批准，砍伐、移植树木的，责令其停工，并可以按照造成损失的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执法局责令其停止侵害，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以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就树盖房或者围圈树木的；

　　（二）在绿地和道路两侧绿篱内非法设置营业摊点的；

　　（三）在草坪和花坛内堆积物料的；

　　（四）在绿地内乱倒垃圾和乱扔废弃物的；

　　（五）践踏草坪、损毁花坛和绿篱的；

　　（六）损坏城市绿化设施和攀折花木的；

　　（七）在树木上拴绳、钉钉、刻划和晾晒衣物的；

　　（八）在距树干外缘1.5米范围内堆积物料，建造房屋、围圈院墙，或者埋设排水、供水、供气、电缆等各种管线有碍树木生长的；

　　（九）其他有损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本章规定的市执法局行使职权的范围是指除公园、单位和居民家庭庭院内之外的市区范围内，但对违反古树名木管理行为的处罚仍由市园林部门行使。

　　第五章　工商行政管理和环境保护管理

　　第三十条　对在城市道路、公共场所以及开发区、风景区区域内无合法固定经营场所的无照经营者，责令其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未按核准的经营地点，在街面、道路、广场占道经营或店外经营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扣留其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物品，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噪声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改正，可以并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发出高噪声招徕顾客的；

　　（二）在市区的机关、医院、学校、科研单位、住宅等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广播喇叭或者在服务加工活动中产生噪声污染环境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大气污染管理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等物质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夜间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禁止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饮食服务业经营者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致使排放的油烟、污水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六章　道路交通管理

　　第三十六条　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准文件规定的内容挖掘城市道路以及挖掘后未按规定的时间修复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未经批准占用城市道路或者未按批准文书规定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道路以及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二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在城市道路、公共场地上施工未设置明显标志及安全防护设施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未经批准占用城市道路和其他公共场地从事车辆维修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擅自占用道路和公共场地设置公共停车场、点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在城市道路路牙石以上人行道或者其他公共场地范围内，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不按规定停放的，责令改正，并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处五元以下罚款；对机动车驾驶员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在慢车道、快车道未按规定停放的，由公安交通部门依法查处。

　　前款违法行为当事人不在现场或者拒不接受处理的，可锁定车轮或者拖曳车辆到指定地点，并及时告知当事人。

　　第七章　工作配合与协调

　　第四十二条　市规划、市政、环保、绿化、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在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后，应当按下列规定将审批结果抄告市执法局：

　　（一）在市区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批准设置大型户外广告设施或者建造建筑物、构筑物；

　　（二）在市区设置临时市场和摊点群；

　　（三）在城市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设置停车场（点）；

　　（四）占用、挖掘城市道路；

　　（五）在市区道路两侧及公共场所占用绿地；

　　（六）市政府规定应当抄告市执法局的其他事项。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事项，市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市执法局知晓的，应当抄告市执法局；市执法局依法履行执法职责时，需要了解未规定抄告事项的，可向市有关部门查询，市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提供方便，并及时告知有关事项。

　　第四十三条　各相关部门在行政管理中发现违法行为属市执法局处罚范围的，应及时移送市执法局处理，市执法局作出处理后应将处理结果抄告相关部门备案；市执法局在执法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属相关部门处罚范围的，应及时移送有权部门处理，有权部门处理后，应将处理结果抄告市执法局备案。

　　第四十四条　市政府组织联席会议，定期召集由市政府法制办、执法局、规划、市政、环保、绿化、工商、公安等部门以及区政府、开发区、风景区负责人参加，通报执法情况，协调解决执法中的有关问题。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市执法局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涉及当事人依法需要赔偿的，市执法局应移交相应部门依法处理。

　　第八章　责任与监督

　　第四十六条　同一违法行为违反本办法若干处罚规定的，由市执法局选择其中一项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第四十七条　市执法局行政执法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合格后，领取由市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证后方可上岗执法。

　　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统一着装，佩戴统一标志并出示执法证件。

　　第四十八条　市执法局行使行政处罚实行罚缴分离制度，统一使用财政部门监制的罚没票据，罚没收入全额上缴市财政。

　　第四十九条　市执法局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和评议考核等内部监督制度，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

　　第五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市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一条　市执法局对城市管理相关部门的下列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应当告知其改正；逾期不纠正的，有权向市政府提出处理建议：

　　（一）对依法不应审批的事项审批的；

　　（二）审批事项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三）其他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审批行为。

　　第五十二条　单位或个人以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方式阻碍市执法局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市执法局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相关执法人员给予批评教育、调离岗位或行政处分；其中第二、三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没有法定行政处罚依据处罚，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或者违反法定行政处罚程序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的；

　　（三）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市执法局发现违法行为，应责令其立即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对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可以依法暂扣其从事违法行为所使用的工具和物品。

　　执法人员对暂扣的财物必须进行登记，开具清单，由当事人核对后签名。执法人员对暂扣的财物应当妥善保管，并及时报告有关负责人，依法作出处理。对违法暂扣财物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的或者有新的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2年11月15日起施行。


刑事和解制度与检察权的运用

徐军


内容摘要

　　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的刑事和解的概念，要在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基础的构架内，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刑事和解包含两个法律程序，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是前置程序，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决定程序。刑事和解不应局限在刑事诉讼中的某个阶段，而应贯穿于案件侦查终结后刑事诉讼的过程。刑事和解制度的科学设计应以恢复正义理论为指导，以促进被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要避免刑事和解制度对罪行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在刑事和解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确保刑事和解的公正性。

关键词　　刑事和解；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的主体；刑事和解定义；制度设计；检察权的运用


　　2002年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司法机关对公诉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2006年以后，更多的司法机关在尝试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它所体现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西方新兴的一种刑事处理方式，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它对犯罪人不是简单地视为异类，而是在司法工作者的主持下，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求得被害人谅解，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的视野，刑事和解这一全新的纠纷解决模式已经悄然形成，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刑事和解制度呼之欲出，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现阶段对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对刑事和解的主体、定义、具体程序设计等方面存在诸多的争论，本文拟对刑事和解制度与检察权的运用作粗浅的探讨，以作为引玉之砖。

一、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完全摆脱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从以斗争哲学政治观为主转变到以和谐哲学政治观为主，这一转变必将对刑事的立法、司法行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确保在刑事司法领域做到司法公正，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正、刑事赔偿等一系列的战略构想。各级司法机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实践中积极开展了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
　　1、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和现实性是催生刑事和解制度的决定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社会矛盾可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对事物发展变化影响的强度上划分，社会矛盾可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社会矛盾普遍存在，并且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总是处于运动发展变化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表现出时代性特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战争与犯罪对社会关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新中国成立前后，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捍卫新生政权，是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并且是冲突非常剧烈的敌我矛盾，在生死存亡之际，客观上要以斗争哲学为指导，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认清敌我，采取极端的斗争方式严厉打击敌人和犯罪行为，以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要以和谐哲学观为指导，坚持“合二为一”的方法论，凝聚人心，团结力量，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步伐，并非要重建一个新的世界。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现阶段刑事犯罪范畴内的敌我矛盾依然存在，表现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某些时候可能表现得非常尖锐，但绝不是主要的犯罪表现形式，除上述几种特定的犯罪以外，其余的大量犯罪行为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内的犯罪时，刑事和解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契合了“盛世用轻刑”的法律文化传统思想。
　　2、刑事和解制度蕴含了诸多的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由恢复正义理论、价值平衡理论、叙说理论等组成。与恢复正义相对应的是传统刑罚制度中的报复正义，报复正义坚守的是有罪必罚，强调国家权力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擅断，排斥当事人个人意志对国家权力的干扰和影响，突出在宏观上对犯罪行为所破坏社会关系的保护，较少注意到在个案上的价值平衡，现行刑事法律中没有将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情况作为法定情节，而只是作为酌定情节，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报复正义的理论内涵。恢复正义理论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旨在重塑一个和谐社会，体现了“个人解决冲突”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平衡，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刑罚不再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强调在实现正义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正义的评价标准不是有罪必罚，而是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及时修复。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彰显了刑事法律的正义、自由、秩序、效率价值。

（一）公平正义价值。刑事和解制度坚持的是以人为本，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同时兼顾到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对加害人处以刑罚，带给被害人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得到有效及时的弥补，对被害人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也充分体现出刑事法律的公平性。在我国传统刑事法律理论和实践中，被害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不能取得与加害人同等的诉讼地位，忽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不利于被害人人权的保障。刑事和解以加害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加害人其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精神、经济损失后果，了解加害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将刑事法律关系由“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三元结构模式”，赋予被害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提高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一定的实体权利，从而及时安抚其因犯罪行为及“冷漠司法”而受到的精神创伤，平息其报复犯罪心理，弥补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从而充分实现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机能。[1]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使被害人尽快获得经济赔偿和精神抚慰，避免加害人从与被害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出发，而宁愿选择接受刑事处罚拒绝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加害人虽然因犯罪行为受到了刑事处罚，但被害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造成一种事实上的不公平，有违现代司法制度所强调的“建立或者强化将被害人的恢复作为首要考虑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并且也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矛盾状态；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对加害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再社会化。刑事和解制度充分体现了对加害人从轻处罚的司法原则，使加害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得以有效平衡，避免使加害人承担更重的有失公允的法律责任，尽量减小长期的诉讼过程、刑事处罚所带给加害人的心理压力。在刑事和解过程中，通过对加害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帮助，能促使其对自身的行为后果真诚地悔过。刑事和解一般采取非刑罚化处理方式，使加害人不再承担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因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追诉程序，对加害人可以避免造成“标签”式的影响，打消其自暴自弃心理，帮助其恢复自信顺利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之中。

（二）自由价值。刑事和解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之间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民事和解协议强调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自由表示，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对案件所做出的处理决定，表明国家权力对私权力的尊重与妥协。

（三）效率与诉讼经济价值。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使犯罪行为及时得到惩处，尽快修复因犯罪行为而受到侵害的社会关系，培养公民的诚信道德意识；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减少讼累，提高诉讼效率。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合法、有效地处理大量轻微刑事案件，对案件在诉讼程序上起到了繁简分流作用，使司法机关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人、财、物等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3、刑事和解制度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要求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正是为了加强和谐社会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注重效果要求的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公平正义和诉讼效率的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区别对待要求的是认真分析每一个具体的犯罪现象，区别犯罪的性质、犯罪的轻重、犯罪侵害的法益、犯罪的情节、手段、犯罪组织形式、悔罪态度，权衡利弊，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不是法内施恩，严不是法外无度，做到宽严有据、宽严有度、宽严合法、宽严合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严打”方针和刑事和解制度成为这一原则的有效载体。如果说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体现的是“严”的一面，对危害国家安全、恐怖主义、累犯、重大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予以坚决打击，那么刑事和解制度所采取的非刑罚化措施、对加害人的不予追诉、从轻处理则体现的是从宽的一面。刑事追诉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些犯罪，如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初犯、偶犯等，予以追诉并处以刑罚并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导致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使被追诉者被贴上犯罪标签而难以回归社会，各地实行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对于预防犯罪有着积极意义。刑事和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2]

二、关于刑事和解的主体和刑事和解定义

　　关于刑事和解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和调停人；（二）是认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不包括相应的司法机关；（三）是认为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包括追诉机关（自诉人），被害人并非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主要理由是：犯罪不仅侵害了个人法益，现代意义上的刑事纠纷本质上是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纠纷。在公诉程序中，追诉机关拥有决定诉讼进程的权力，而被害人无权启动或终止诉讼，因此，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发生在追诉机关和被诉人之间，被害人无权与加害人“私了”本属于公诉范围的刑事纠纷。
　　要明确刑事和解的主体，首先要准确界定刑事和解的概念。对于刑事和解的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但这一定义不能简单地移植到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与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理论存在诸多相悖之处。在我国刑事法律理论中，认为追诉犯罪和对被告人处以刑罚是一项国家权力，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上述定义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直接赋予了当事人解决刑事纠纷的权力，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定义完全适用于自诉案件，但也是不能成立的，在自诉案件中，毫无疑问自诉人具有提起刑事诉讼的绝对权力，但其并不具有终止诉讼或对加害人判处刑罚的权力，因为自诉案件在进入诉讼程序自诉人与被告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自诉人没有提出撤诉申请的，审判机关仍需要依法律职权结合和解协议的内容做出判决；自诉人提出撤诉的，也只是一项申请权，而不是决定权，人民法院要审查撤诉理由，认为确属自愿的，准许撤诉，认为自诉人系被强迫、威吓等，不准许撤诉。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事和解协议，是就民事赔偿的形式、数额等达成的合意，是实行刑事和解的前置程序，不可否认，该民事和解协议中包含有一定刑事内容，即加害人与被害人对司法机关将做出的终止诉讼程序或对加害人从轻处理不行使相应的上诉权和申诉权，最终能否实行刑事和解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意即刑事和解程序包含两个法律程序，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是前置程序，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决定程序，由此我们可以在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基础的构架内，推导出符合我国刑事法律特点的刑事和解的定义：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在案件侦查终结后的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后，也就是在达成相应的民事和解协议后，对司法机关即将在刑事方面做出的处理决定放弃相应的上诉权和申诉权，司法机关在确认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后，对加害人不予追诉或从轻处理的刑事司法制度。主体意味着在某个事件或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和机关，从刑事和解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三者之中有一方不同意，就难以实行刑事和解，缺一不可，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适格的当然主体。认为司法机关不是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削弱了国家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专属权力，认为被害人不是刑事和解的主体，是降低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不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与要普遍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的国际趋势不符。需要指出的是，实行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有具体明确的被害人，实行刑事和解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应包括单位犯罪中的加害单位和被害单位。

三、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案件范围问题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在理论界和实践中争议较大，有人主张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适用；有人主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人主张仅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人主张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适用。上述几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应在侦查终结后的诉讼程序中适用，理由是如果在案件侦查终结前适用刑事和解，可能由于当事人的相互妥协，特别是被害人出于获得经济赔偿考虑，不愿说出事实真象，使侦查机关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也可能导致侦查机关怠于实施侦查行为，按照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做出撤案决定，使一些重大刑事案件降格为轻微刑事案件，这明显违背刑事和解所要求的案件事实清楚。如果仅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只是强调了刑事和解对加害人不予追诉的功能，忽视了刑事和解对加害人还可能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内在含义。
　　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主流的观点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成年犯罪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还有就是罪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笔者以为，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属于敌我矛盾的犯罪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案件都可适用刑事和解，这样才能激发出刑事和解制度大面积化解社会矛盾的功效，更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四、关于刑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的区别

　　辩诉交易是一种诉外活动，由控辩双方磋商和谈判，与刑事和解的主体不同；在辩诉交易中，控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决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节省诉讼时间和降低诉讼成本，但刑事和解中要求加害人无条件供认全部犯罪事实；辩诉交易可适用于所有的疑难复杂案件，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界限；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在价值取向和功能上不同，当然辩诉交易制度也蕴含了一定的法律价值：有利于及时地打击犯罪，对被告人认罪给予肯定评价，达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五、关于刑事和解是否需要调停人的问题

　　有学者主张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是一种契约，属于私法调整的范围，要绝对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思表达，不需要其他机关、人员的介入；还有的主张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笔者主张应由将做出刑事和解决定的司法机关来充当调停人，因为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含有特殊的内容，不能以简单的平等主体间的契约来看待，加害人与被害人要对司法机关即将做出的某种刑事处理决定放弃相应的上诉权、申诉权，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同时在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司法机关有义务向加害人与被害人说明在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可能的刑事处理决定，而这些工作显然是其他机关、人员所难以做到的。

六、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构建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存在一些符合和谐政治哲学观要求的具体制度设计，例如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微罪不诉制度，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自诉和解制度等，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仍然需要加强制度创新，在构建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上，一是要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对要做出撤案、不起诉、暂缓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应严格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刑事案件，具体包括过失犯、初犯、偶犯，亲属、邻里、朋友、同事、同学关系中的伤害以及数额不大的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在于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对此可以适当放宽和解条件。二是要明确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事人在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协议并明示放弃相应的上诉、申诉权利，是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三是要赋予当事人刑事和解的申请权和司法机关的决定权。四是要明确不同诉讼阶段的刑事和解方式。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可以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做出不起诉、暂缓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法院可以通过简易程序审判，并减轻对被告人的刑罚处罚或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在执行阶段，可以对被判刑人减刑或予以假释等。五是要增设暂缓起诉制度。有些案件当事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后，履行协议需要一定的时间，客观上要求在“起诉”与“不起诉”之间采取一种缓冲措施，即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应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的暂缓期间，视加害人在暂缓期间的悔罪表现、履行义务情况，而做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六是修改相对不起诉的法定条件并要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运用。建议将相对不起诉范围扩大到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刑事案件，以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事和解制度。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出于对自由裁量权的敏感性，往往是慎之又慎，许多地方采取了人为限制适用比例的做法，导致相对不起诉率过低的现象，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在和谐哲学观指导下，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大量适用相对不起诉，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七是建立刑事和解诚意调查制度和经济赔偿转移支付制度、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人担心，是否会因为加害人经济实力的差异，出现“花钱买刑”、同责不同罚的问题，以致于侵犯到罪刑相适应原则，特别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现象：当事人都有进行刑事和解的意向，但因为加害人经济能力有限，客观上难以对被害人予以经济赔偿，导致无法进行刑事和解。对这种现象，笔者建议，应对加害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之间的刑事和解诚意实行调查制度，如果加害人属经济暂时困难，短期内无法支付较大数额的赔偿金，但有劳动能力保障其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应启动经济赔偿转移支付制度，由国家指定的金融机构代加害人支付赔偿金，使被害人尽快获得赔偿，在指定的金融机构和加害人之间形成债务关系；如果加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并没有经济来源，应实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确保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实施。八是要进一步完善非刑罚化的各种措施。刑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非刑罚化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期在充分实现被害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加害人回归社会的实际需要，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亟待建立和完善的措施有：社区矫正、社区服务、管束制度等。特别是管束制度，对刑事和解后的加害人，司法机关不能放任自流，而要与社区、学校、单位等紧密配合对其实施跟踪帮教，准确把握其工作、学习、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矫正其违法行为和一些恶习，强化其法律意识，打消自暴自弃心理，增强自信心，促其改过自新。九是要完善对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救济手段。对当事人因受胁迫、欺诈、诱骗等非法方式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要建立相应的法律程序，以纠正错误的实体处理决定。十是要规定刑事和解的例外情形。对于累犯、因同类犯罪曾进行过刑事和解的加害人，不得运用刑事和解，以避免刑事和解无节制的滥用，导致对轻微刑事犯罪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