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社区矫正：冷静但不必杞人忧天

宋立军

人民法院报5月8日第二版发表了苏桂英同志的文章《“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该文从另一个角度，给社区矫正工作“泼冷水”，泼得好。听到不同意见，不管它对不对，我们的态度都应如沐春风。因为它能促使我们冷静地认识问题，慎重地开展工作。正如苏文末尾所说，这是为了给正沉浸其中的人“提个醒”，这支“冷静剂”打得及时。但是通读该文，也不难发现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社区矫正从国外引入中国，是一个法律移植的事件。因而我们不能不对“供体”与“受体”间的异同作全面的了解和分析。倘异大于同，那是万万不可移植的。有如鸟的心脏怎能移植到人身上呢。从我国目前社区矫正的试行情况看，中外的社区矫正不同之处是有的。如，推动社区矫正的力量来源上即有明显区别。在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探索，是以民间创新带动国家行动。美国的缓刑，就是由波士顿一个叫奥古斯塔斯的鞋匠独创的，因而他被称为美国的“缓刑之父”。直到去世时，他作了18年缓刑观护人员，按今天的话讲，就是社区矫正志愿者。为了做好这项义务工作，即使生意陷入了困境，他也在所不惜。通过他的努力和影响，在他去世后第20个年头（1878年），马萨诸塞州出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缓刑法规，并确立了缓刑观护官的法律地位。在英美法系国家，只要个人请求合情合理，当地的法官就可以依据“自由心证”原则，突破法律，支持个人请求。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一个普通的鞋匠竟能独创出一种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的原因之一。而依我国的法律传统，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推动。

诸如此类的不同，的确需要我们在社区矫正移植过程中冷静考量。苏桂英同志恐怕就是担心，以目前的国情、社区发展的现状以及人的素质论，一旦移植出现机体“不适”或“变异”，必给“受体”带来致命伤害。但是，就我国移植社区矫正这一法律制度而言，“供体”与“受体”之间是否有更多的兼容性和同构性（以下简称“兼同”）呢？回答是肯定。

为了使我的阐述更有针对性，我想分别对应苏文中的四个“担心”来说明这个问题。

兼同之一：“斗争哲学”已经让位于“人权人道”，让位于“宽容互助”。

法国经过了历次专政，法国人从“断头台上的平等”中终于幡然醒悟，诞生了伟大的《人权宣言》。人们意识到：“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过于强调专政，就是漠视人权。我们过去的“群众专政”（苏桂英同志认为极可能发展为“业主专政”），在今天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不仅生活中人道的情感渐多，就连宪法也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尽管重刑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刑罚已经一步步走向轻缓，是从野蛮走向文明，而不是苏文所担心的“从文明走向野蛮”。过去，罪犯的子女是抬不起头的。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了社会的同情和帮助。从这个侧面看，我们的国民已经逐步从僵化的“斗争哲学”中走出来，人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苏。据史料记载，奥古斯塔斯就是“一位自信心甚强，并具有充分热忱及深遂同情心的人”。毫无疑问，“人权人道”、“宽容互助”已经成为中西方思维共容的起点。没有淳朴的民心，就没有社区矫正。

兼同之二：社区矫正可以促进社区建设，进一步强化公民的责任感。

“解铃还需系铃人。”法律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问题。对于个体的犯罪，罪犯周围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犯罪这种社会问题关键还是靠社区成员去协助“案主”解决。从社会学角度看，我们曾一度过于强调政府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忽视社会组织调节的作用。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市民社会（主要体现在社区建设上）发展缓慢，特别是城市社区建设中人们彼此缺乏认同感和依赖感，也就是苏文中所讲的：“社区居民都很忙，邻里之间很少往来”。而西方社区矫正是产生于市民社会的。奥古斯塔斯这样的人物，很显然是市民社会培养出来的人。只有市民社会才能倡导每个社会成员之间彼此负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政府。很显然，我们也要尽快构建市民社会，特别是加强社区的建设。应该说，近几年我国的社区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都选在社区建设良好的地区。从社区矫正工作的调研经历中不难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与社区建设是互动的关系。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社区建设的十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三条规定：“在推行社区发展的初期，改变居民的态度和物质建设同样重要。”社区矫正的实行，就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居民的态度。如前所述，“无人专政”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同时“无人专政”也并不等于“无人问津”。罪犯的家人、亲属、朋友、社区上的热心人，他们虽然不是“法律内行”，但是他们更能从情感上拉近与社区矫正对象的距离，更能从日常的细微之处关爱社区矫正对象，这些是专业司法人员所不具备的天然素质。至于“小脚侦缉队员”已经成为昨日黄花，至少我所生活的社区以及我所调研的社区中社区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轻人。退一步讲，即便是“小脚侦缉队员”，她们的阅历和热情也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能温暖浪子之心。更为重要的是，如今她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苦口婆心”了。这种母性的力量绝不可小视。此外，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从上而下推动的，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有关部门怎么可能不作为呢？只不过他们的作为更多地体现在依托社区上，更多体现在对社区中的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进行指导上。因而，社区矫正不可能变成 “无人专政”（我认为这里换成“无人问津”要好些，只是借用一下而矣）。

兼同之三：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不能等同于“无薪劳动”。

我们都知道，罪犯在监狱里不是无偿劳动，尚不存在剥削的问题，怎么社区矫正竟会“倒行逆施”呢？这是用落后了的眼光看新事物。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公益劳动突出它的公益性，而不是功利性。公益劳动是要求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从事一定时数的工作与服务，以对被害人、社区进行一定的补偿。从国外的实践看，大体包括收集垃圾、清理街道、修理公共设施、照顾幼儿、医院医疗协助等。我国社区矫正的公益劳动场所也不设在营利场所内，只能选择敬老院、公共健身场地、公共绿地等。公益劳动的时间有严格限制，且不得占用矫正对象正常的工作时间，根本就不存在“薪”与“非薪”的问题。更不允许社区的经济实体、社区人员“享受（剥削）罪犯的劳动成果”。因为矫正对象的权利与社区其他成员一样，是不可侵犯的。在国外，社区矫正对象的公益劳动与私人监狱内的劳动不同。在欧洲一些国家，公益劳动是用来替代短期自由刑或折抵罚金的。不过，我们还真得“防患于未然”，特别是警惕落后地区变“社区矫正”为“社区专挣”。

兼同之四：社区矫正不是掩盖而是解决“监管顽症”。

不可讳言，由于国家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在监管罪犯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超押现象非常严重，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其实，这是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近年来，联合国在对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几乎每年都要提到解决监狱拥挤的行动方案。那就是尽量减少监禁刑，采取监禁的替代措施。可以说，不解决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其他问题都免谈。台湾学者杨士隆先生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在诸多见解中，“转向处遇”是纾缓监狱拥挤的最为有效的策略。它可以分为“前门策略”和“后门策略”。前者诸如大量适用缓刑等措施，后者如提高减刑、假释比例等。可以说，要想在多重压力下解决“几十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任何人任何时候也做不到。因而，从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出发，将社区矫正移植到中国来，实在是非常必要，而不是“饮鸩止渴”。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全盘否定苏桂英同志的观点，而是旨在倡导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面对社区矫正这样的新生事物，保持冷静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因此而杞人忧天，尤其要充分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本文已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5年5月15第二版)


作者：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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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

“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

苏桂英

“罪犯”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是应该“坐牢”、“蹲监狱”。不过，“社区矫正”的出现正在改变这种传统观念，一些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可以“回家服刑”。“社区矫正”彰显了刑罚的社会化、执法的人性化和矫正的文明化。试行“社区矫正”是对传统的监狱内监禁式刑罚执行方式的重大变革。

天津市人事局 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天津市人事局、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关于印发《天津市出国（境）培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津人〔2002〕24号


各区县，各部委办局（总公司）及有关单位引智部门：
　　为加强我市出国（境）培训管理工作，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天津市出国（境）培训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二○○二年六月四日

　　　　　　　　　　天津市出国（境）培训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出国（境）培训工作的管理，保证出国（境）培训质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出国（境）培训是指从本市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人民团体选派人员，采取授课、实习等多种形式，出国（境）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经验及其他业务知识。
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引智办）是本市出国（境）培训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全市出国（境）培训的综合管理工作。
　　第四条 出国（境）培训项目按审批权限分为审批类培训项目、审核类培训项目和备案类培训项目，按培训内容分为专业技术类培训项目和管理类培训项目。
　　审批类培训项目是指经市引智办同意，报国家外专局审批的出国（境）培训项目。
　　审核类培训项目是指经市引智办同意，报国家外专局审核的出国（境）培训项目。
　　备案类培训项目（合同、协议类项目）是指引进技术、设备合同或政府间多双边协议中规定并报市引智办备案的培训项目。
　　第五条 出国（境）培训工作应当坚持突出重点、优化结构、规范管理、狠抓成果的原则，选题要有针对性，避免简单重复性派出；内容要博采众长，避免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地区，根据需要适时调整出国（境）培训专业结构和国家（地区）布局。
　　第六条 出国（境）培训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政策规定和外事纪律。市引智办会同市外办和市纪检、监察部门对出国（境）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人员进行查处。
　　第二章 组团单位
　　第七条 各区县、部委办局（总公司）可以在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范围内组织出国（境）培训团组。其他企事业单位根据工作需要，经所属（在）区县、部委办局（总公司）同意，可以在本单位范围内组织专业技术类出国（境）培训团组。组团单位不得擅自超出本单位职责范围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区组团。
　　第八条 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区的培训团组，由市引智办负责组织，也可由市引智办报经市外办同意后，委托市委、市政府有关综合管理部门组织。
　　第三章 培训计划
　　第九条 市引智办对审批类、审核类出国（境）培训实行项目计划管理，对备案类出国（境）培训实行事前备案制度。
　　第十条 各单位应当紧密围绕本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本部门、本系统、本单位技术、管理工作和人才培养的实际，制定出国（境）培训计划。
　　第十一条 组织审批类、审核类出国（境）培训项目，组团单位应当向市引智办申报年度出国（境）培训项目计划。
申报专业技术类项目计划的，应填写《专业技术人员出国（境）培训项目申请表》。培训内容必须针对企事业单位面临的技术难题且属国内空白，人数一般不超过10人，团组成员所从事专业一般不能重复。
　　申报管理类项目计划的，应填写《管理人员出国（境）培训项目申请表》。各单位每年申报的管理类出国（境）培训项目，一般不超过三个。每个团组人数一般不超过25人。
　　第十二条 市引智办对各单位申报的项目计划进行审核并综合平衡，在此基础上，编制全市培训计划，经市外办审核，报国家外专局、市领导批准后，下达给各单位。
　　属于审批类出国（境）培训项目的，由国家外专局给予资助。
　　确定为本市重点的出国（境）培训项目的，由市引智办给予资助。
　　第十三条 未列入年度培训项目计划的审批类、审核类出国（境）培训项目，各单位不得自行组织实施。
　　第四章 项目执行
　　第十四条 审批类、审核类出国（境）培训项目当年有效。培训团组和人员应在当年11月30日以前办妥有关手续并成行，其中短期团组应于12月25日以前完成培训任务并返回。
　　第十五条 审批类、审核类出国（境）培训项目的组团单位应与国（境）外培训渠道签订出国（境）培训协议（合同），并在出国（境）之前将培训协议（合同）副本报市引智办。培训协议（合同）应明确规定双方责任和义务、培训课程、培训方式、日程安排、食宿交通和培训费用等。
　　审批类出国（境）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四周，审核类一般不少于两周。
　　第十六条 审批类、审核类出国（境）培训团组在国（境）外培训期间，授课时间和技术业务实习时间不得少于全部境外培训时间的三分之二，工作日不得安排游览观光活动。培训地点应相对固定，一般限于一个国家的1至3个城市。
　　第十七条 审批类、审核类培训项目的组团单位在出国（境）前，须向市引智办提交报批材料，具体包括：项目执行报告、外方邀请函（中外文对照）、日程安排（中外文对照）、《出国（境）培训人员审批表》、《出国（境）培训人员汇总表》、对团组成员的收费通知、团组有关人员外语水平证明，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和有关证明。
审批类项目及有资助的审核类项目，须提供《出国（境）培训团组经费预算申报表》。使用非国家外专局指定或市引智办认定渠道的审核类培训项目，还须提供渠道资质情况。
　　第十八条 对审批类、审核类出国（境）培训项目，市引智办在收齐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理，对符合规定的，出具审批类或审核类出国（境）培训项目公函，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未获批准的团组，由组团单位按要求调整后重新报批。
　　第十九条 执行备案类培训项目的单位，在办理签证之前，须经第七条规定的主管部门同意后，由派出单位持出国任务批件和项目合同或协议的复印件到市引智办办理备案手续。
　　第二十条 培训团组在出国（境）之前，组团单位须对团组成员集中进行预培训，内容包括培训所在国家（地区）基本情况、国（境）外培训内容、外事纪律教育、外事礼仪教育等。
　　第二十一条 培训团组必须严格执行已经确定的培训日程，不得随意更改或者弄虚作假。对假借培训名义公费出国（境）旅游的，追缴资助经费，追究培训团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责任，暂停或取消组团单位出国（境）培训工作资格，并视情节轻重和影响大小追究其主管部门的相关责任。
　　第五章 培训渠道
　　第二十二条 审批类出国（境）培训项目的组团单位应选择国家外专局指定的国（境）外培训渠道、培训基地。
　　第二十三条 有资助的审核类项目的组团单位应选择国家外专局指定的国（境）外培训渠道、培训基地或市引智办认定的国（境）外培训渠道。
　　无资助的审核类项目的组团单位根据项目的要求，除选择国家外专局、市引智办指定、认定的培训渠道外，也可选择具有良好信誉、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专业水平、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其他培训渠道。选择其他渠道的须向市引智办提供该渠道资质情况，经市引智办协助评估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六章 人选条件
　　第二十四条 组团单位应严格按照德才兼备、按需派遣、学以致用、宁缺毋滥的选派方针，选拔热爱祖国、品行端正、专业对口、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身体健康的技术和管理骨干出国（境）培训。
　　第二十五条 审批类、审核类出国（境）培训人员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历），年龄在50周岁以下，并具有三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有特殊需要的出国（境）培训人员，其年龄可适当放宽，但一般不超过55周岁。50周岁以上超龄人员须提交第七条规定的主管部门的专函说明和市级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
　　第二十六条 参加三个月及以上中长期人才培养项目的人员年龄一般应在45周岁以下，并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第二十七条 参加中长期审批类、审核类出国（境）培训项目人员及四人以下（含四人）短期出国（境）培训团组人员，应参加BFT高级考试或托福、雅思考试，并取得合格证书或相应成绩证明（托福550分以上，雅思5.5分以上）。
　　第二十八条 45周岁（含45周岁）以下人员参加五人以上（含五人）审批类、审核类短期出国（境）培训团组须取得BFT初级证书。
　　第二十九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出国（境）培训人员可免于参加BFT考试。
　　（一）具有教育部认可的高等院校外语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并在出国培训期间使用所学语种的人员；
　　（二）曾在国外连续独立工作或学习一年以上的人员。
　　第三十条 五人以上（含五人）审批类、审核类短期出国（境）培训团组应当配备翻译。
　　第七章 培训费用
　　第三十一条 组团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出国（境）培训经费的规定，不得超标准收费及挪用、克扣、私分或变相私分出国（境）培训费用。
　　第三十二条 执行审批类出国（境）培训项目的，应将国家资助经费按比例落实到每个接受培训的人员。因故减少人员或提前回国的，应按减少的人数和天数退回预领的资助经费。
　　第三十三条 执行有资助的审核类项目的，其资助部分由选派单位垫付，待归国后，持签证、购买机票的发票和出国任务批件的复印件，到市引智办办理资助。
　　第八章 培训成果
　　第三十四条 审批类、审核类出国（境）培训团组应于回国后十五日内向市引智办提交培训总结报告，内容包括培训计划执行情况、学习收获和工作建议，并对国（境）外培训渠道予以评估。中长期人才培养团组归国后，每位团员要向组团单位上报中外文对照、有明确选题和研究方向的论文或研究报告，同时抄报市引智办。
　　第三十五条 组团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培训成果的督促落实和推广，使培训成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引智办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以前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