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关于减轻企业负担制止向企业摊派的规定
湖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减轻企业负担，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违反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强加于企业的财力、物力、人力负担，以及强制企业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均为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
第三条 任何党政机关、人民团体、部队、垄断性行业与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统称单位），不得利用职权、工作之便，或以其他方式，增加企业负担。

第二章 禁止向企业摊派
第四条 禁止以下列手段向企业摊派：
（一）超越、滥用管理权下达指令性计划并强令企业执行。
（二）违反规定，强迫企业投资立项。
（三）截留、无偿调拨企业留用资金，或平调处置生产性固定资产获得的收入。
（四）未经国务院或国家计委、财政部和省政府或省物价、财政部门审批，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超出收费范围、变更收费办法要求企业交费。
（五）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及省政府公布的目录，擅自设置罚没项目、提高处罚标准、扩大罚没范围，要求企业交纳罚款，没收企业财物。
（六）违反国家和省的规定，从企业集资。
（七）违反自愿原则，以各种名义强制企业赞助、资助、捐献财物。
（八）以各种借口向企业摊派或要企业报销应由本单位和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或将应由本单位承办的各种社会活动交由企业承办。
（九）以低价或象征性付款形式购买、赊购或者采取以旧换新、以抵档换高档、以贱换贵等方式变相侵占企业产品、商品和其他物品。
（十）长期无偿调用企业工作人员、劳动力和无偿占用或借用企业财产。
（十一）要求企业接受企业不需要的资产，或者强制向企业推销不需要或质次价高的产品、商品和其他物品。
（十二）违反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强行要求企业购买各种奖券及有价证券。
（十三）违反自愿原则，强行要求企业订阅或购买报刊、书籍、年历、音像制品、刊登广告等。
（十四）违反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强制企业参加各种保险。
（十五）强行要求企业参加各种征集财力、物力、人力的节庆活动、大奖赛以及各种收费性的活动。
（十六）向企业索要礼金、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信用卡，或违反规定要求到企业兼职取酬。
（十七）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企业进行检查、评比、评优、达标、升级、鉴定、考试、考核并收取费用。
（十八）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将公务活动变无偿为有偿，将行政机关的职能转移、分解到所属经济实体进行有偿服务，或以服务为名向企业摊派。
（十九）其他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行为。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五条 有关单位收费、集资的，必须按规定或经过批准的范围、对象、标准和程序进行，并出具允许收费或集资的有关证明，使用财政票据。
第六条 罚没项目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对象、标准、程序执行。新设定罚款项目，必须严格按法定程序报批。
第七条 在企业集资必须坚持自愿、受益、有偿、适度、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设立集资项目，应由本级计委、财政部门会审，经当地人民政府复核，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宣传企业商品的广告性赞助，必须认真执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发的《广播电视赞助活动和赞助收入管理暂行规定》。
第九条 严格控制社会团体向企业征收各种会费。凡未经民政部门认定许可的社会团体，一律不准征收会费。经批准认可的社会团体，收取会费的标准按民政部、财政部民社发［1992］27号《关于社会团体收取会费的通知》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要求企业提供捐赠的，必须是用于兴办社会公益救济性事业。发起单位必须有明确的组织方案，提出书面报告，报请当地政府审核后，报上一级政府审批。
企业赞助、资助、捐赠的款项只能从企业税后利润中开支。
企业可视承受能力，经职代会讨论后，自行决定是否支付经批准的捐赠款项。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可委托经委会同财政办理捐赠项目申请的审查、上报、批复等具体事项。
政府批准以捐赠形式向企业筹集财物的批文，应抄送同级审计、监察、经委、财政等部门，以便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经批准以捐赠形式向企业筹集的资金，主办单位应设立专户入账，专款专用。捐赠项目必须接受审计监督。
第十三条 各级执收执罚单位应坚持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原则，不得坐收坐支，不得同本单位及其个人的经济利益挂钩。
第十四条 各地和各单位对涉及增加企业负担的文件，应进行认真清理。凡无规定依据或者未按规定批准而自行出台的项目，应一律取消。
第十五条 实行对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的报告制度。对各种摊派，企业在接受摊派前应向监察、审计机关报告。监察、审计机关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并在五日内向报告企业和被告单位作出明确答复。对监察、审计机关作出的答复，有关单位应当执行。各级企业主管部门应将执行
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的报告制度的情况，每半年向上级企业主管部门和监察、审计机关报告。
第十六条 对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企业有权拒绝。拒绝无效时，可向监察、审计机关检举、控告，并要求处理，也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请求赔偿。
企业对收费、罚款、集资性质不明确的，应分别向财政、物价、计划部门报告，并请求答复。有关部门在收到报告之日起15天内不作答复的，企业可视为增加负担的摊派，并按前款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审计、监察机关负责对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问题进行检查、监督。监察、审计机关收到检举、控告后，应在30天内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核实属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行为的，应按本规定及时处理。

第四章 奖励与惩处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行为进行检举揭发，有关单位不得打击报复。对检举揭发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行为的有功单位和人员，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九条 经确认属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行为的，监察、审计机关应立即通知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停止执行，并限期退还企业。期满不退的，由审计机关通知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的开户银行从其存款中扣还；收取、侵占或罚没的财物已无法追回时，可通知有关部门扣缴相当于所增加负
担价值的款项，或采取其他经济补偿措施。
第二十条 对追回的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的财物，属于企业已经报告或控告的，退还被增加负担的企业；企业未举报或未控告的，一律上缴财政。
第二十一条 对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按其增加负担数额处以20％以内的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应给予行政处分，并处以相当本人1至3个月标准工资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上述单位和人员的罚款，一律上缴财政。
第二十二条 对检举、揭发、控告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和个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应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和责任人员对审计、监察机关作出的经济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的15天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实施处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在复议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二十四条 企业对增加负担的摊派行为不加抵制或默许造成后果的，视为企业法人的渎职行为，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企业领导者乘机以企业财产换取私利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有关问题，由省监察厅会商省审计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995年1月26日
　　[内容摘要]诉讼时效是一个既关乎实体又关乎程序的问题。传统观点普遍认为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主要在于惩罚权利上的睡眠者，保护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安全，笔者通过研究分析，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唤醒权利上的睡眠者，使权利人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在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上，由于我国法律缺乏明确规定，造成理论上的纷争和实践中的混乱，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立法现状和学者观点的考察，尝试着对诉讼时效适用对象进行梳理探究。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与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紧密相联，制度价值制约着适用对象，适用对象体现着制度价值。本文将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与适用对象作统一研究，拟实现时效制度的价值回归和时效适用对象的明确合理。

　　
　　一、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

　　（一）诉讼时效制度价值通说

　　1、稳定社会法律秩序，维护交易安全

　　一定的事实状态，如果长期持续存在，必然以此事实状态为基础发生种种法律关系，而对于第三人来说，也已经信赖这种状态。时过多年之后若允许原权利人主张权利，将推翻此长期持续存在的事实状态，势必一并推翻多年以来基于此事实状态而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使第三人蒙受意想不到的损失，必将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实行诉讼时效制度，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交易安全。

　　2、作为证据代用，方便案件审理

　　一种事实状态长期持续存在，可能导致证据灭失，证人死亡，事实真相很难证明。实行时效制度，凡时效期间届满，即认为不行使权利的人丧失其权利或胜诉权利，这是以时效作为证据的代用，可以避免当事人举证及法庭调查证据的困难。

　　3、惩罚权利上的睡眠者，促使当事人行使权利

　　诉讼时效的原因和宗旨，是使人不再去纠缠陈年旧账，有些事实可能已经年代久远，一方已长期缄口不提，而今一方却以此类事实为依据向对方主张权利，这是民事交往难以容忍的。实行时效制度，使长期不行使权利的人丧失其权利，其重要作用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其权利。“既然权利人可以随时行使权利，却长期怠于行使，那么丧失权利也是不得已的。”

　　（二）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学者争鸣

　　对于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国内外的学者观点并不统一。《德国民法典》对各国民法具有重大影响，其《立法理由书》在解释诉讼时效制度时认为，维护交易秩序、避免举证困难、给义务人一种保护是诉讼时效的价值。日本有保护义务人说、保护权利人说、多元说。台湾地区有以李宜琛为代表的一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以史尚宽、郑玉波为代表的二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在于维护现有秩序和避免举证困难；以刘得宽、黄立为代表的三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为维护交易安全、避免举证困难和权利睡眠者不值保护；以王泽鉴为代表的四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为保护债务人、维护交易安全、权利睡眠者不值保护和方便司法办案。在我国大陆地区，有以佟柔、梁慧星、王利明、等为代表的三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目的是维护秩序稳定、证据代用、督促行权；也有以马俊驹、余延满为代表的四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弥补权利缺陷、督促行权和证据代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对于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通说提出了质疑，而且这些质疑很具合理性。比较有影响的有日本的山本敬三、中国大陆的柳经纬的观点。山本敬三认为，“将谋求社会法律关系的稳定作为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理由并不充分，一方面，诉讼时效制度中并不要求有以该事实为基础的新的生活关系的建立，即新的生活关系是否建立并不是时效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在诉讼时效制度下，第三人的领带也不是构成要件，即使没有第三人，时效也被认可。”中国政法大学柳经纬教授认为，作为证据代用、方便案件审理并非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其理由是，“所谓案件因年代久远而证据灭失导致查证困难，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它可能符合某些案件的实际情况，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因年代久远而证据灭失，即使证据灭失，也并非都无法查明事实。在诸多适用消灭时效短期消灭时效的案件中，年代并非久远，也并非事实不清、法律关系不能确定。”

　　（三）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笔者观点

　　每一项制度的功能与其价值之间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制度的价值指导着制度的功能，制度的功能实现着制度的价值。在诉讼时效制度中，体现着多种价值的并存和冲突：体现社会本位、义务本位和社会利益的价值——效益安全价值与体现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和个人利益价值——公平正义价值的冲突；基于请求权人对义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形成的旧秩序和权利人因长时间怠于行使权利而形成的权利处于休眠状态的新秩序之间的冲突。

　　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一般诉讼时效只有短短两年的现状来看，我们诉讼时效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通过对债权人惩罚性后果的规定，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债权，迅速实现债的目的，从而加快经济流转，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讲的效益价值和对新秩序的倾向性维护。但是这样的规定和取向是不是会导致民法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严重削弱和让位？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诉讼时效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制度，基于自身的功能，在设计时可以稍微偏向效益价值，但是悖于民法的公平正义价值是万万不可的，在法律层面，位阶上公平正义价值是高于效率安全价值的。李开国教授针对我国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曾说道：如果你曾在法庭上见到权利人力求证明曾向义务人行使过请求权的着急的模样和义务人一一否认的无赖嘴脸，权利人败诉时的愤慨和义务人胜诉时的洋洋自得，你就会深深地感到这个太短的普通诉讼时效正在践踏着市民神圣的私权，正在蹂躏着人间的正义，正在强奸着对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最可宝贵的诚信。

　　所以，笔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行诉讼时效制度所体现的效益价值高于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价值的状况存在价值偏向，不符合逻辑、伦理和和谐社会的要求。纠正价值错位，以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价值引领效益价值才符合民法的定位和功能。申论之，法律中价值冲突是必然，但是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对价值冲突后的取向发生了偏差，应当将其调整到更偏向于两项基本民法价值的方向上，即延长一般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梁慧星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一百九十八条:“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笔者认为，诉讼时效的真正价值在于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是对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唤醒，而不在于严格限制和严厉惩罚，三年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仍然较短，在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应考虑延长。

　　二、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我国规定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又称为诉讼时效的客体，指的是诉讼时效制度所适用的权利类型。从我国立法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制定民法典，虽然最终都没有制定出来，但是诉讼时效这项制度在这三次立法草案中都做了基本相似的规定，而且前几次草案当中都规定了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况。例如，1982年民法草案专门在第547条规定：“请求返还被非常侵占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权利，不受时效的限制。姓名、名誉、肖像、著作、发现、发明等人身权利受到分割的时候，请求保护的权利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个规定是对人身以及知识产权这些绝对权的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其字面意思来看，“法律另有规定的”是诉讼时效长于或短于两年或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况。对于诉讼时效长于或短于两年的，《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等都有特殊情形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里规定了若干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

　 但是我国法律还是回避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时效适用于原权的请求权还是救济权的请求权？债权请求权适用于诉讼时效，但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物上请求权适不适用诉讼时效呢？在实践中，法院无非作出两种选择和解释。例如东北某地发生过一个要求排除妨害的案例，基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不适用诉讼时效，案件经过二审和再审，最终法院判定适用诉讼时效。可见，如果不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在法律当中明确规定，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极大困扰，损害法律的公信力。

　　三、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域外考察

　　《德国民法典》规定：“要求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德国一般学者认为：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而这种请求权不仅包括债权性请求权，也包括基于物权而产生的请求权。但是，有些权利则不适用，例如：基于亲属关系而发生的请求权；解除共有关系的请求权；要求在土地上进行登记的请求权及更正登记请求权；相邻关系请求权；继承人要求分割遗产的请求权；人格权、支配权、管理权和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但为回复与这些权利相关的状态而服务的独立的返还、排除侵害的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78条则是这样规定的,“保护权利遭受侵犯的人诉讼权利的一般期限为三年。”这些国家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诉权，采用的是诉讼时效经过后的请求权消灭主义。

　　《日本民法典》第167条规定：“债权因10年不行使而消灭。债权或者所有权以外的请求权，因20年不行使而消灭。”日本学者的通说解释认为，除所有权、担保物权及相邻权以外的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瑞士债务法》第127条规定：“若联邦民法没有其他规定的，凡已满十年的，债权已届时效期间。”这些国家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实体权利，采用的是诉讼时效经过后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

　　四、明确我国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思考

　　以权利的作用和功能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划分为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以权利的内容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划分为财产权、人身权、知识产权、成员权。通过各种考察和分析，笔者认为，我国采用诉讼时效经过后的请求权消灭主义更加符合民法理论和我国的社会现状，下面对各种性质的权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进行深入分析，以明确我国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