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机动车所有权登记与保险利益原则/雷云汉
时间:2024-07-12 10:05:20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145
浅议机动车所有权登记与保险利益原则
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 雷云汉律师
关键词：机动车所有权登记、投保人、保险人、保险利益
近年来，众多挂靠或没有办理所有权过户登记的机动车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拒绝赔付。法院受理了大量的因投保人对机动车不具有保险利益导致的纠纷案件，此类案件不仅涉及到挂靠经营及未过户的车辆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还与保险法中的保险利益原则等有紧密的联系，投保人对该机动车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本文拟从两则案例进行一些有益探讨。
案例一
车牌号为xxx号的小车原系潘某所有并挂靠于车队从事运输经营。潘某于2001年12月12日为该车向保险公司投保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期限自2001年12月13日0时起至2002年12月12日24时止。保险期限内潘某将该车转卖给黄某，但双方没有到有关部门办理机动车辆买卖过户手续，亦未告知保险公司该车辆转让事宜并办理相关的保险变更批改手续。黄某又与王某合伙经营该车，并雇用驾驶员张某。2002年5月10日晚，张某驾驶该车发生了两车碰撞的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对方车辆驾驶员死亡及车辆损坏的后果。该事故经交警认定，张某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为此，黄某、王某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以黄某、王某不具有诉权和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等为由而拒绝支付赔偿。原告黄某、王某于2004年3月2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潘某与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后，已按合同约定交纳保险费，双方签订的合同已依法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潘某已将该保险车辆及其保险单证等有偿转让给二原告合伙经营，虽因双方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和未履行转让保险车辆的告知和变更义务，发生了合同履行程序瑕疵，但这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继续履行或加重被告的保险责任。鉴于保险车辆已由原告实际支配营运，且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由二原告作为该保险车辆实际车主直接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承担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又保险公司已明示不对原投保人、被保险人潘某理赔，因此该保险合同的赔偿请求权依法可由二原告直接行使。故保险公司既不向保险车辆法律上的车主潘某理赔，又拒绝二原告作为事实上的车主的赔偿请求，于法于理不合，二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法有据，判决保险公司应支付给原告黄某、王某保险赔偿金。
经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该机动车辆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限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损及第三者死亡等后果，损失已客观存在，作为保险公司自然应当承担理赔义务。潘某将保险车辆及其保险单证有偿转让给被上诉人合伙经营，虽因双方未办理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和未履行保险车辆转让的告知和变更义务，在合同履行程序方面存在瑕疵，但不足以影响合同的继续履行或加重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保险车辆已由黄某、王某实际支配营运收益，且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黄某、王某为实际车主直接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承担了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也明确表示不对原投保人潘某理赔。因此该保险合同的赔偿请求权依法可由黄某、王某直接行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
2004年8月1 6日，陈某为车牌号为粤xxxx的汽车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第三者责任险、全车盗抢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车上责任险(车上乘员)、无过失责任险、基本险不计免赔特约险等，保险公司出具保险单，保险单上显示：被保险人、联系人、索赔权益人均是陈某，行驶证车主是xx公司，车牌号是粤xxxx，新车购置价是580000元，实际价值是270000元。保险期限白2004年8月17日0时至2005年8月17日O时止。2005年7月17日，陈某驾驶被保险车辆到某市洽谈生意业务，将该车停放在一小区商铺前，在当晚21点取车时发现该车不在，遂报警，但该案至今未破。后陈某向保险公司就车辆被盗请求理赔，保险公司以陈某不是车辆的所有权人，对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为由拒赔，陈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27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单以及支付保险费的发票上显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单和支付保险费的人均是陈某，故投保人应认定是陈某。又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因案涉保险标的——车牌号为粤xxxx汽车的所有权人是xx公司，而不是投保人即陈某，故陈某对保险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应认定无效。但保险单上明确显示行驶证车主是xx公司，支付保险费的人和被保险人均是陈某，可以推断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是知道陈某对保险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保险公司仍旧与陈某订立保险合同，并收取保险费，故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无效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陈某不能举证证明是受保险公司欺诈、胁迫而订立的保险合同，亦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和五十八条的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且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双方都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基于以上分析和公平原则，保险公司在承保期间对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已赔付金额不作退回，且应当退还陈某保险费，而陈某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陈某退还保险费。
经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保险单即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依保险合同产生的保险法律关系当然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本案保险单是陈某与保险公司签订的，该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当然是陈某与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而本案诉争丢失的车辆的所有权不是陈某的，那么陈某即投保人对本案诉争的车辆就没有保险利益，依据上述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即陈某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应认定保险合同无效，因合同无效，陈某即投保人不能依据无效合同请求保险赔偿，陈某请求保险公司理赔丢失车辆的诉请应予以驳回。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过以上两则案例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法院对保险利益有着不同的理解，作出的判决也存在着巨大才差异，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正确理解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的保险利益原则，它不仅涉及到保险金额，更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履行、解除、终止及保险人补偿义务的履行。那么什么是保险利益？《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五条第二款对海上保险利益问题做出了一个定义，很有参考价值：“当一个人与某项海上冒险有利益关系，即因与在冒险中面临风险的可保财产具有某种合法的或合理的关系，并因可保财产完好无损如期到达而受益，或因这些财产的灭失、损坏或被扣押而利益上受到损失，或因之而负有责任，则此人对此项海上冒险就具有可保利益。”①；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财产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在经济上的损失，故保险利益必然是一种经济上的利益关系，是一种可以确定的利益和合法的利益。
对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财产所有人对其所有的财产具有保险利益。财产所有人因其所有的财产一旦损失就会给自己带来经济损失而具有保险利益，他可以对该项财产进行投保，如汽车所有人为自己的汽车投保；二是财产的合法占有人、经营人对他们所占有、经营的财产具有保险利益，这些人虽然没有所有权，但如果财产遭受损失，同样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损失，因而也具有保险利益；三是财产保管人、承租人、承包人对他们所保管、租用、承包的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四是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对他们所抵押物、质押物、留置物具有保险利益。汽车所有权的转让标志着保险利益的转移，出卖人不再享有汽车所有权，也就丧失了对汽车的保险利益。虽然汽车的买受人取得了对汽车的所有权，对汽车具有保险利益，但是因出卖人没有办理保险合同主体变更，故买受人不是保险合同中的当事人，不能享有相应的保险权益。我国《保险法》第34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故其应当履行通知的义务，并向保险公司申请办理保单批改手续。对于车辆过户登记与保单批改手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 第40条作出了明确规定：“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车辆所有权转移过程中，谁为被保险人的情形： 1）保险车辆已经交付，但尚未完成过户手续，保险人已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新车主是实际被保险人；（2）保险车辆尚未交付，但已经完成过户手续，保险人已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新车主是被保险人；（3）保险车辆尚未交付，且未完成过户手续，保险人已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新车主是实际被保险人；（4）保险车辆已经交付，过户手续已经完成，并已向保险人提出保险单变更申请的，新车主是被保险人。（5）保险车辆已经交付，过户手续已经完成，但未向保险人提出保险单变更申请的，新、旧车主都不是被保险人。”
案例一中黄某、王某作为xxx号小车的买受人，其驾驶员张某驾车外出时发生保险事故致小车被盗，因买受人没有办理车辆的变更登记，既不是小车的登记车主，又不是小车的投保人，其不能作为保险合同的主体，他无权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也无权获得保险公司对保险标的所遭受损失的赔偿，法院在审理中没有考虑到保险利益原则对保险合同的影响，没有正确理会保险法，而受让人并没有参与原来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却被法院强制执行原来的保险合同，不仅不符合保险的基本原理也违背了合同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案例二中陈某作为投保人，但不是粤xxx汽车的所有权人，他对该车不具有保险利益，不具备合同的主体资格，那么他与保险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根据法律规定是无效的。法院虽然对保险利益原则有着正确的理解，判定合同无效，但是法院认为可以推定保险公司知道陈某对投保的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保险实践中，财产保险投保人在投保的时候是不是对财产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并不进行审查，保险人只是关注财产保险在出险时是否具有保险利益，这也是符合对财产保险的审查要求和保险行业惯例的。
① 陈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附：雷云汉律师咨询电话：1371125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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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浅论
李柯仪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是我国保护公民特殊群体权益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该法在当时既适应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客观要求外，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的内容符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保持了中国的传统，反映了老年人的心愿，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提倡老年人积极养老；强调家庭养老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但由于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却没有及时作出修改，也没有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使得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该法出台后，也没有明确该部法律在老年人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当中有关保护老年人权益的规定的关系问题，加上指导性条款太多，其可操作性低，立法不够完善具体，内容不全，立法明显滞后的问题日逐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保护老年人权益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得立法目标难以实现。（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该法与现实情况越来越不适应的情况也愈发突出，
一、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立法层面的缺陷与不足
（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立法目标难以实现。可从当时的立法目的来看，并没有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样把老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或可持续发展作为当时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没有很好地贯彻“倾斜立法，保护弱者”的倾斜保护资源。正是由于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偏差，导致整部法律的内容设置不尽科学，许多条款无法执行，立法目标难以实现。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公民，又是老年人，因此对其权益的保护，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
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是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有道德因素，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因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关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精神是一致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基础，而法律规范又反过来强化和维护道德规范。从法律规定来看，有的条款属于强制性规范。但是，对于违反该条款的行为的惩戒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尺度，特别是对不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行为，很难用法律予以惩戒。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暴露的问题：
（一）对老年人的特有权利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落实难。除了同一般人所共有的权利外，老年人还有其自身的特有权利。那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对于老年人来说，正是这些权益需要法律作出切实的、明确的保障，当执法者不按法律做，老年人就有依据向司法部门起诉，司法部门也可依法判决；对执法者而言，也是衡量他是否依法行政的试金石。
（二）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一是对宣传贯彻该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形式的宣传,但真正受到教育的主要是有关领导、老年人和老龄工作干部,而没有广泛地向敬老养老的主体--中青年人进行宣传。二是宣传不够深入,有的地区和单位行动迟缓,边远地区和许多单位还有死角,在许多部门和单位的干部群众中,对其主要条文内容不甚了解。三是对在宣传贯彻该法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解决。
（三）老年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导致一些情况不能及时处理。一是法制观念淡薄,观念陈旧。有的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更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多数不愿意诉诸法律,怕家丑外扬而忍气吞声。
（四）遗弃、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法律保护不到位。有赡养义务的子女相互攀比,推诿、拒养老人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老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等问题也大量存在。同时,各级组织在抓老年人维护合法权益工作方面又缺乏具体措施和工作力度,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将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依此标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老龄化比例为7.0%，2005年达到7.69%（老龄人口为10055万）。在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赡养老龄人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老人来说，特别是农村老人，生活条件较差，生活方式单调 农村老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有四种，即三世同堂型、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轮流供养型。三世同堂型即老人与子孙共同生活，生产生活中的事物主要由子女、儿媳决定，老人除干点家务活帮助照看孩子外，别无其他活动，生活比较单调；不分不离型是指老人与子女虽没有分家，但是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生活费用由子女供应，这种类型的老人在子女少的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分担赡养型主要集中在多子女的老人家庭中，子女按比例分担老人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及日用品，老人也不与子女一起生活；独自生活型是指单身老人或老年夫妇单独生活，生活费用由自己承担，责任田里的重体力活由亲朋好友子女帮助，这种类型的老人既有孤寡老人也有多子女或单子女的老人，轮流供养型主要存在于多子女家庭，对于年迈的老人，被子女轮流接去赡养，就是在这个子女家住一个月或半个月，再由另一子女接走一月或半月。许多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的老人大多居住在村庄周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在有的地方，村庄周围甚至出现了老年人聚居的“老年村”，其生活条件普遍较差。
老人生活要求低，渴望但不苛求精神赡养 与城镇老人呼吁精神赡养不同，农村老人虽然也希望儿女精神赡养，但相当一部分老人是只要生活有保障，不致挨饿受冻就很满足了，而不太注重营养保健、参加娱乐活动等。
生活来源单一，完全依赖子女 农村老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极少，他们中很多人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只能依赖子女，没有其他出路，这是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的一个显著区别。
造成老人生活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子女间非正常攀比，使老人生活无着落。从调查的情况看， 多子女家庭互相推卸赡养责任的纠纷案件约占全部赡养纠纷案的80％以上。如78岁的张某有3个儿子，都已成家独自生活， 老人自己则住在旧草棚里。原来兄弟3人商量好每家都拿出一定的粮食赡养老人， 可后来老二以父亲在老三结婚时花的钱比给他的多为由拒绝赡养老人；老三媳妇则以结婚时老人怠慢了娘家人为由也不尽赡养义务。老大开始按时给老人送去生活费和粮食，后见两个弟弟不尽义务，也停止供应。老人遂把3个儿子告上法庭，法庭判决老人胜诉后， 儿媳们则以老人败坏他们名声为由，仍不尽义务，甚至发展到打骂老人，最终张某服毒自杀。
2、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养老方式单一落后。 绝大部分老人至今仍靠子女扶养，他们年轻时扶养子女，为子女上学、结婚耗尽了全部积蓄，有的老人甚至把住房也全部让给了子女。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体制不健全，老人大多没有经济来源，到年老时在经济上便完全受制于子女，致使有的子女特别是个别儿媳视老人为负担，老人在家里经常受气。
3、部分子女道德伦丧，只知向老人索取，却不愿回报老人。 有的儿媳视娘家人为自己人，公公、婆婆为外人，“内外”差别大，不赡养甚至虐待公婆，有的儿子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使父母饱受委屈。而实际上没诉诸法律的虐待现象是无法统计的数字，因为很多老人即使受到虐待也往往采取迁就忍让的态度，造成隐性虐待较多，甚至达到虐待案的80%。
如何对待老人？不但是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对于家庭来说，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子女对待老人主要是一个字“孝”。传统中国非常讲究“孝道”，号称“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本”，皇帝标榜“孝治天下”，选官则“举孝廉”，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儒家经典有《孝经》，通俗读物有《二十四孝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被设想为“孝道”的最高境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向推崇的传统“美德”，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是出于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孝完全是发乎情，止乎礼。孝不仅是生活上的瞻养，更是一种敬爱之情、精神沟通和心灵慰藉。真正的“孝道”，是使父母生前享受人生安乐，死后对之表达哀戚之情。
提倡孝道不要求固守在父母身边，更不要求绝对听从父母的指挥与安排，只要求在父母丧失生产能力而社会保障又不健全的情况下对父母实行物质救济，保证老人自我生活娱乐的物质基础；在父母丧失自我生活料理能力时，或委托亲戚，或找保姆，或亲自照顾；尊重父母的人格与个性，不侮辱父母，不对父母施以任何暴力，常常给父母通通电话，有闲暇，常回家看看，在节假日陪父母玩玩，在精神上与父母达到一定程度的沟通，使老人得到精神慰藉与精神自由，从而身心健康的安享晚年。
对于社会而言，要在全社会提倡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建立团结和谐的家庭关系。因此，必须将敬老爱老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就需要我们全社会行动起来，大力弘扬和倡导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美德，全社会应当广泛开展敬老、养老宣传教育活动，树立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社会风尚。青少年组织、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敬老、养老的道德教育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力度，使不善待或虐待老人者受到严历的制裁。在传统“家天下”的中国，“孝道”文化源远流长。 “孝”作为最重要的礼法的一种，不仅要求“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专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而且在法律上把“不孝”列入“十恶不赦之罪”。《唐律•斗讼》甚至规定：“骂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子孙违反教令及供养有缺者，徒二年”。
老人问题严重干扰了正常生活秩序，影响了社会安宁与稳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因此，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全社会了解保护老年人权益的重要性，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人更应学法懂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法院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又进一步明确：对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笔者认为我国的立法在针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基于个案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应受到法律保护。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应允许其就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冲突平衡的需要。 有的人认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如果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告人就是二次惩罚。本人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诚然，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尽管的确能够抚慰被害人受到的精神伤害，但是在有些案件中，仅靠刑罚惩罚尚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有些案件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后，自己的痛苦可能还会加深。尤宗智教授曾提出“多年来，我们国家以国家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完全一致为理论依据，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
按一般人包括法律专业人士的常识，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侵权行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痛苦肯定比一般侵权更为严重，如果将犯罪行为强行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外，将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如果侵害程度较轻而不构成诽谤罪，被害人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如果程度较重而构成了诽谤罪，被害人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受到一般侮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遭到了强奸，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财产作为补偿精神损害的一种方式，其用意不在于单纯将被害人的人格等同于商品。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和其他弥补精神损害的方式，如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一样，是作为抚慰被害人精神痛苦的一种形式。 实践证明，在许多案件中， 仅仅有被告人的赔礼道歉是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受到国家公力惩罚的情形下，这种痛苦仍然深深存在。而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以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所以，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福发